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熊可嘉:了解海洋与生死的男人才懂西服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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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熊可嘉已年过六旬,头顶上毛发稀疏,话音急促却时断时续,唯一锐利的是目光。他一边盯着我,一边问我:“你知道莎士比亚吧?”我点点头。跟着他走到裁缝店门口,脚下的南洋木地板被皮鞋敲得叮叮响,抬头看门口铭着一副铜板字:Tailor makes the man。

  “这是莎士比亚在《哈姆雷特》里面说的。”熊可嘉笃定不疑,这个做了一辈子西服的老裁缝开始给我讲述西服一路东进的历史,边说边指着电视上的世界地图,手指沿着海岸线划动。

  “巴拿马运河是什么时候开凿的,你还记得么?”讲到一半,他突然问我。

  一把剪刀开启了好时代

  西服在中国的历史确实与地理紧密相关。最早被中国人看见的西服,出现在大英帝国的舰船上。远渡前来征服新大陆的英国水手,在下岸时分,更上西服,作为追逐尘世乐趣的外装。当时进入中国的文官们,则在西服与清式官服的对比中,找到了优越感,这不仅意味着生理上的便捷,更是一场国家心理上的博弈。

  赫德是其中之一,但这个掌握大清帝国海关税权的英国绅士,也有自己的烦恼:在东方,他甚至找不到一颗可供替换的西服扣子。换衣之旅,更是一场迁延数月的海上冒险。

  最早的一批中国西服裁缝,由此在华洋杂处的口岸上诞生。但与许多舶来品一般,西服几乎从诞生之初就是一个面貌暧昧的存在。

  令人感到困惑的首先是名字。英文中的Suit一词,从骑士们的铠甲以及军舰上的制服而来,在惯用丝织品的东亚地区,人们至今也找不到合适的语汇与之对接。中国称为西服,日本称为洋服,看上去更像是权宜的命名法。

  做西服的人也面貌暧昧。在今天,中国的西服成衣厂商,纷纷对外宣称自己是当年上海滩红帮裁缝的后人。但红帮是什么,至今说法不一。有人相信,它是“奉帮”的讹错,当年的裁缝大多来自奉化;有人觉得“红”是寄意于“走红”;还有人认为“红”是“红毛人”,也就是那时的西方人的代称,所谓“红帮”就是给西方人做衣服的。无论何者为对,最早的裁缝,出身低贱,大多来自外乡,他们不像上海或厦门的本地人,跟洋人熟络,不屑于缝补,热衷生意。

  熊可嘉的经历印证了这一点。他祖籍福建,长在国府退败后的台湾。14岁,他通过母亲关系,进入了台北一家有名的福建帮西服店做学徒,三年零四个月后学成,老板送了他一把剪刀,叫他离开。

  “这是规矩,”熊可嘉说,“学裁缝学成后都要被赶出来,这样师傅才肯放心教你,不担心你抢了他饭碗。”

  带着一把剪刀的熊可嘉,叩开了另一家福建帮西服裁缝店的大门。他即将经历的,正是台湾西服定制行业的一个好年代。因为,战争来了。

 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,美国跟越共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,让太平洋舰队守卫的台湾成为了美军的后勤休息地。早上还在炮坑中打仗的美国大兵,中午就可能被飞机直接送到西贡码头,晚上渡船将他们送到台湾。在接下来的五天中,士兵们要努力花掉三个月的薪水,他们需要酒精、女人,以及在女人眼里体面的西服。

  西服店的老板,会第一时间得到美军来临的消息,与他同样消息灵通的还有隔壁酒吧的老板。两个相依存行业的竞争也在此展开。分别雇用懂英语的大学生,跑去酒店一户一户推销产品,晚到者订单将少得可怜。

  熊可嘉那时已开始操剪,那是他经历的最疯狂的年代。订单和生意滚滚而来,但往往要在几个小时内做出一套衣服,一家像样的西服裁缝店,甚至要在一夜间赶制出数百套西服。熊可嘉后来的好手艺,多少也得益于当年的高强度劳作。

  但好时候,总会结束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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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裁缝这门手艺根本没有过定式

  衣装是时代的一面镜子。西服最早的黄金岁月,因革命成功而被迫中断。另一种夹杂了西洋制衣方法和中式审美趣味的衣服——中山装,应运而生。西服裁缝们生存在一隅,维系手艺。1955年后,裁缝们的手艺不再重要。

  服饰上的中断,直到另一次靠近西方才重新获得接续,奇妙的是,与赫德故事类似,这还是一种被动的反应。80年代中期,驻华大使团联名向外交部要求成立西服制作单位,以满足驻华使节的穿衣问题。

  红都西服公司由此成立,这是共产主义中国成立的第一家西服店。在这之后的中国领导人,也开始了衣装转换,中山装逐渐变成了老干部的象征,西服成了与国际接轨的标志。上有所好,下必效之,在完成自己现代化的进程中,那些走入城里的乡下人,为自己设计了标准的装束:上身西服,下身军裤。

  就西服本身而言,产业也发生了改变。皮尔·卡丹等知名品牌进入中国不久,西服的制作模板逐渐流入乡镇企业,各地都推出了据称是国际名牌版型的自产西服。这些来自工业化流水线的衣着,改变了西服原有的样貌。

  熊可嘉厌恶“版型”这个词汇,甚至对它的合法性抱有强烈质疑。

  “做西服的从来没有过这个词,这是后来大陆改革开放后,抄袭别人的样式,制造出来的一个词。”熊可嘉说,裁缝这门手艺,以前根本没有过定式。

  各地的裁缝们老死不相往来,手上的尺子比例也各不相同,但令人惊奇的是,人们在这个口传心授的行业内,几乎在遵循着相似的标准。

  “我跟日本、意大利、英国的裁缝一碰,大家的口诀不同,但细节上的长短几乎分毫不差。”熊可嘉说。

  这个老裁缝,固执地保持着对面料的偏好,选用英国的料子,对意大利的面料则兴趣寡淡。

  甚至是如今国际知名的大牌厂商,也遵循着这些传之弥久的标准。马具商出身的Alfred Dunhill,至今其高级定制服装,只与意大利和英国最优秀的制衣厂合作。在这些手工剪裁和缝制的衣衫,你会发现具有异国情调的混纺面料,如骆马毛和丝绸的混纺。

  意大利的定制西服,则在讲述着另一桩故事。西西里岛的手艺人,远渡重洋,来到新大陆。他们忍耐、谋生、生子,面对时代迁变。他们的孩子成长在纽约或旧金山街头,学习吃披萨、斗殴以及成为帮派的一员。在他们长大成人的时候,一套父辈制作的西服,将成为他们成人礼的一部分。

  Tailor makes the man,如果你了解海洋和生死,你也会了解,这句话的意味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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