熊可嘉已年过六旬，头顶上毛发稀疏，话音急促却时断时续，唯一锐利的是目光。他一边盯着我，一边问我：“你知道莎士比亚吧?”我点点头。跟着他走到裁缝店门口，脚下的南洋木地板被皮鞋敲得叮叮响，抬头看门口铭着一副铜板字：Tailor makes the man。

　　“这是莎士比亚在《哈姆雷特》里面说的。”熊可嘉笃定不疑，这个做了一辈子西服的老裁缝开始给我讲述西服一路东进的历史，边说边指着电视上的世界地图，手指沿着海岸线划动。

　　“巴拿马运河是什么时候开凿的，你还记得么?”讲到一半，他突然问我。

　　一把剪刀开启了好时代

　　西服在中国的历史确实与地理紧密相关。最早被中国人看见的西服，出现在大英帝国的舰船上。远渡前来征服新大陆的英国水手，在下岸时分，更上西服，作为追逐尘世乐趣的外装。当时进入中国的文官们，则在西服与清式官服的对比中，找到了优越感，这不仅意味着生理上的便捷，更是一场国家心理上的博弈。

　　赫德是其中之一，但这个掌握大清帝国海关税权的英国绅士，也有自己的烦恼：在东方，他甚至找不到一颗可供替换的西服扣子。换衣之旅，更是一场迁延数月的海上冒险。

　　最早的一批中国西服裁缝，由此在华洋杂处的口岸上诞生。但与许多舶来品一般，西服几乎从诞生之初就是一个面貌暧昧的存在。

　　令人感到困惑的首先是名字。英文中的Suit一词，从骑士们的铠甲以及军舰上的制服而来，在惯用丝织品的东亚地区，人们至今也找不到合适的语汇与之对接。中国称为西服，日本称为洋服，看上去更像是权宜的命名法。

　　做西服的人也面貌暧昧。在今天，中国的西服成衣厂商，纷纷对外宣称自己是当年上海滩红帮裁缝的后人。但红帮是什么，至今说法不一。有人相信，它是“奉帮”的讹错，当年的裁缝大多来自奉化;有人觉得“红”是寄意于“走红”;还有人认为“红”是“红毛人”，也就是那时的西方人的代称，所谓“红帮”就是给西方人做衣服的。无论何者为对，最早的裁缝，出身低贱，大多来自外乡，他们不像上海或厦门的本地人，跟洋人熟络，不屑于缝补，热衷生意。

　　熊可嘉的经历印证了这一点。他祖籍福建，长在国府退败后的台湾。14岁，他通过母亲关系，进入了台北一家有名的福建帮西服店做学徒，三年零四个月后学成，老板送了他一把剪刀，叫他离开。

　　“这是规矩，”熊可嘉说，“学裁缝学成后都要被赶出来，这样师傅才肯放心教你，不担心你抢了他饭碗。”

　　带着一把剪刀的熊可嘉，叩开了另一家福建帮西服裁缝店的大门。他即将经历的，正是台湾西服定制行业的一个好年代。因为，战争来了。

　　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，美国跟越共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，让太平洋舰队守卫的台湾成为了美军的后勤休息地。早上还在炮坑中打仗的美国大兵，中午就可能被飞机直接送到西贡码头，晚上渡船将他们送到台湾。在接下来的五天中，士兵们要努力花掉三个月的薪水，他们需要酒精、女人，以及在女人眼里体面的西服。

　　西服店的老板，会第一时间得到美军来临的消息，与他同样消息灵通的还有隔壁酒吧的老板。两个相依存行业的竞争也在此展开。分别雇用懂英语的大学生，跑去酒店一户一户推销产品，晚到者订单将少得可怜。

　　熊可嘉那时已开始操剪，那是他经历的最疯狂的年代。订单和生意滚滚而来，但往往要在几个小时内做出一套衣服，一家像样的西服裁缝店，甚至要在一夜间赶制出数百套西服。熊可嘉后来的好手艺，多少也得益于当年的高强度劳作。

　　但好时候，总会结束。

 

 

　　裁缝这门手艺根本没有过定式

　　衣装是时代的一面镜子。西服最早的黄金岁月，因革命成功而被迫中断。另一种夹杂了西洋制衣方法和中式审美趣味的衣服——中山装，应运而生。西服裁缝们生存在一隅，维系手艺。1955年后，裁缝们的手艺不再重要。

　　服饰上的中断，直到另一次靠近西方才重新获得接续，奇妙的是，与赫德故事类似，这还是一种被动的反应。80年代中期，驻华大使团联名向外交部要求成立西服制作单位，以满足驻华使节的穿衣问题。

　　红都西服公司由此成立，这是共产主义中国成立的第一家西服店。在这之后的中国领导人，也开始了衣装转换，中山装逐渐变成了老干部的象征，西服成了与国际接轨的标志。上有所好，下必效之，在完成自己现代化的进程中，那些走入城里的乡下人，为自己设计了标准的装束：上身西服，下身军裤。

　　就西服本身而言，产业也发生了改变。皮尔·卡丹等知名品牌进入中国不久，西服的制作模板逐渐流入乡镇企业，各地都推出了据称是国际名牌版型的自产西服。这些来自工业化流水线的衣着，改变了西服原有的样貌。

　　熊可嘉厌恶“版型”这个词汇，甚至对它的合法性抱有强烈质疑。

　　“做西服的从来没有过这个词，这是后来大陆改革开放后，抄袭别人的样式，制造出来的一个词。”熊可嘉说，裁缝这门手艺，以前根本没有过定式。

　　各地的裁缝们老死不相往来，手上的尺子比例也各不相同，但令人惊奇的是，人们在这个口传心授的行业内，几乎在遵循着相似的标准。

　　“我跟日本、意大利、英国的裁缝一碰，大家的口诀不同，但细节上的长短几乎分毫不差。”熊可嘉说。

　　这个老裁缝，固执地保持着对面料的偏好，选用英国的料子，对意大利的面料则兴趣寡淡。

　　甚至是如今国际知名的大牌厂商，也遵循着这些传之弥久的标准。马具商出身的Alfred Dunhill，至今其高级定制服装，只与意大利和英国最优秀的制衣厂合作。在这些手工剪裁和缝制的衣衫，你会发现具有异国情调的混纺面料，如骆马毛和丝绸的混纺。

　　意大利的定制西服，则在讲述着另一桩故事。西西里岛的手艺人，远渡重洋，来到新大陆。他们忍耐、谋生、生子，面对时代迁变。他们的孩子成长在纽约或旧金山街头，学习吃披萨、斗殴以及成为帮派的一员。在他们长大成人的时候，一套父辈制作的西服，将成为他们成人礼的一部分。

　　Tailor makes the man，如果你了解海洋和生死，你也会了解，这句话的意味。